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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元的思想演变
发布时间:2018-08-01     信息发布人:管理员

颜元一生的学术思想,随着他的成熟发生过几次转变。23岁时,他阅读了7种兵书,用心研究战争谋略,还经常练习实战搏杀的技能。这个时期,他特别喜欢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学说,亲手抄写陆王《语要》一册,遵循陆王心学的修证要领,力求发明本心、知行合一。写了《大盒歌》、《小盒歌》、《格物论》等文章,表述在陆王心学方面的心得体会。24岁时,他把自己开设的家塾取名“思古斋”,自称“思古人”。这年完成他第一部著作《王道论》,后来改名《存治编》,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主张恢复井田制度,按照各地情况实行均田,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这样既可以使天下太平,又能够使兵民合一,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认为要实现长治久安,就应该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对学校进行改革。颜元极为重视学校和人才的作用,竭力反对科举制度,提倡“古乡举里选之法”。这些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甚至有很大的空想成分,但在当时,应该说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颜元26岁时,思想又有了重大转折,他读了《性理大全》这本书,深深地被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毅然决然要做理学的追随者,甚至到了迷恋的程度。颜元27岁时结识了程朱学者刁包,开始专注理学学习和体验。刁包(16031669),祁州(今安国市)人。明天启七年(1627年)中举人,开办私塾。到了清代,他不愿做官,靠着著书养活母亲。他的著作有《用六集》、《潜室劄记》、《斯文正统》、《四书翼注》、《易酌》等。颜元在学习程朱理学过程中,受到刁包很大影响。为了体验理学家所希冀的“孔颜乐处”精神境界,在从事农业生产的闲暇,颜元也不放过“静坐”,在他30岁所写的《柳下坐记》中有生动的描述:

1664年夏至时节,颜元带着仆人,牵着毛驴,到场里晒麦子。仆人堆麦子时,他在柳树下静坐。抬头看青天,和风吹来微有凉意,白云时聚时散,于是大声朗读二程的哲理诗。这时他心泰神逸,产生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感受。眼睛微闭看周围环境,浓叶蔽日,如同绿色的衣服里裹着宝珠,光芒时隐时现。苍蝇飞来飞去,只闻其声不见其形。自己好像置身于虞舜时代的宫殿里,听着《九韶》这美妙的乐曲,愉悦、畅快的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颜元认为这样的快乐或许与“孔颜乐处”很接近了。这是在追求一种神秘的直觉,是体会他人无法得知的心理体验。他感到世人追求货色名利、嗜好棋酒书画,是钻入了狭小的圈子里,他们根本体会不到这样的精神愉悦!颜元体验到“天地与我外更无一物事”的快乐,就是理学家常讲的“孔颜乐处”,即天人合一、万物同体的精神境界。由体认而得到感觉上的快乐,就是“孔颜乐处”的“乐”,这也是颜元体悟到的心灵深处的快乐。

圣人情结在颜元身上是一直存在的。他希求“孔颜乐处”中的乐,是同程朱理学的“存理灭欲”主张相关的。“天理”与“人欲”在人的脑海里不容并存,这是程朱理学“存理灭欲”说的翻版。颜元不仅这样说,而且像程朱那样身体力行,下了很大工夫。为了达到程朱理学的要求,他每天都要记日记,自己规定,当心中充满了与“天理”相符而无一毫人欲的想法时,就画个圆圈,而心中杂念丛生,多人欲时就画个叉,严格规范自己,察看自身在“天理”与“人欲”方面哪个处在优势地位。为了达到禁欲的目的,颜元反省和自我检查的范围非常广泛,从他31岁时反省的事情来看,有思、言、听、视、走、坐、立等14个方面的“妄”,说明颜元在学习上非常用功、非常勤奋,对程朱理学已经达到忠诚信仰的程度。

康熙七年(1668年)养祖母刘氏病故,成为颜元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刘氏是颜元养祖父朱九祚的正妻,他还有一个妾室,生了个儿子叫朱晃,经常对颜元说些闲言碎语。当时,颜元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不是朱九祚的儿子,只是以为朱晃受到养祖父更多的溺爱,于是处处忍让,并按照朱九祚的要求,和养祖母刘氏到别的地方去居住,并把全部田产让给朱晃。

颜元因为感谢祖母多年来对自己的深厚恩德,再加上父亲出走在外地,不能回来殓葬祖母,所以他哀痛至极,朝夕祭奠,三天不吃不喝。埋葬祖母后他在墓旁守孝,还是不停的哭泣,终于生了一场大病。朱氏家族的一位老人见到这种情景,十分可怜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尔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就找生母去询问,证实老人说的确实是实际情况,因此他的哀痛也有了一定的缓解。但是颜元在养祖母丧事期间,依然严格地遵守着朱子家礼,连病带饿,几乎致死。虽然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的地方,但认为圣人的礼法既然这样,也不敢产生更多的怀疑。后来,他把朱子家礼和古礼相对照,竟然发现朱子家礼中对古礼削删不当的地方很多,按照宋儒家礼去做,“几乎杀我”。从此,他开始对宋儒学说进行全面反省,认识到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才是正学,而程朱陆王的静坐读书已经浸染了禅学、俗学恶习,不是真正的儒学。

清康熙十年(1671年)一月,颜元编撰了第二部著作《存性编》,《存性编》认为,儒家教育是教人做人的教育,而人是有血有肉的生存实体,因此现实而具体的人性应该是儒家教育哲学的立论基础和现实教育的出发点。根据孟子的性善说,批判了程朱关于“气质之性”不为善和将人性割裂为二重人性的理论错误,认为程朱的理论没有恰当把握儒家人性的真实精神,背离了孟子人性本善的学说,否定了真实的人性,也否定了现实生活中人的价值,实际上为了虚无的自我完善而彻底否定人的肉体存在价值和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在这样的哲学批判基础上,认为教育应该以现实的人性为出发点,以现实人的发展需要作为目的,教育目标在于培养完整的人格,发展人的德、情、才、智,既要使人在道德境界中自我实现人生道德价值,又要使物质肉体得到快乐生长与幸福。同时又必须在社会中发挥自己多方面的实际才能,为社会、国家、他人做出有益贡献。

同年十一月,颜元编撰了第三部著作《存学编》,指出宋明理学“五百年学术成一大谎”,都是空疏无用、脱离实际的袖手清谈。整天坐在书房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知习行的教学,只能“以空言乱天下”,贻害苍生,败坏学术,因此,他断言“浮言之祸甚于焚坑”。指出,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必须通过亲身“习行”,“躬行而实践之”。主张向习行上做工夫,力主实学、实用、实践、实行,以为天下造实绩,必使学、教、治紧密结合为一体,着实培养实才实德之士。他以尧舜周孔所倡导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艺”作为“实学”内容,认为实德实学都不是空洞无物的名词,而是有扎实可行并用以富国强民的学问知识技能,如水学、火学、工学、兵学、天文地理等,都是与现实生产、生活和国家政治相联系的知识技能,把这些作为教育内容就可以造就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或有一技一艺的实用人才。他认为“习动”、“习行”可以强身体、除邪念、强家强国强天下,他说:“一人动,一人强;一家动,一家强;一国动,一国强。”在教育内容上提倡实学,在培养目标上主张培养实用人才。

从此以后,颜元专心研究“实学”,而最终落到了“习动”上,极力斥责宋儒静坐读书、存心养性的不良风气,并深有感触地说:“宋人好言习静,吾今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思想转变以后,颜元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的正确性,因此把“思古斋”改成“习斋”,人们尊称他为习斋先生。

颜元的养祖母刘氏去世后,朱晃唆使朱九祚把颜元赶出朱家,他只好搬出朱家。康熙十二年(1673年)朱九祚去世,颜元回到博野县北杨村,回归了生父的宗族,恢复颜姓,把小名“园”,改为“元”,既有不忘养育之恩的意思,也有重新开始的意思,这一年他39岁。

颜元回到博野后,门人弟子日众,李塨在康熙十八年(1769年)开始跟他学习。颜元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且与自己的学生相互提醒对方的过错,以便及时改正。他和李塨就有一个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他兢兢业业,以阐释、弘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他曾经写过一首诗:“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表达了他拯救天下苍生的抱负和胸怀。

颜元48岁时完成第四部著作《唤迷途》,后来改名《存人编》,共4卷,第一卷“唤迷途”包括第一唤、第二唤 、第三唤。第二卷“唤迷途”包括第四唤、第五唤。第三卷“明太祖高皇帝释迦佛赞解”。第四卷“束鹿张鼎彝毁念佛堂议”、“辟念佛堂说”、“拟谕锦属更念佛堂”。主要是从理论上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来源之一的佛道学说,目的是要破除迷信,反对禁欲主义,劝那些僧道早日还俗,做个正常的人,从而达到整饬风俗的目的。

康熙三十年(1691年),他告别亲友,去河南游历,行程两千多里,拜访了众多儒家学者,结交士人,拿出《存性编》、《存学编》、《唤迷途》等著作,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颜元在开封寄居时,曾经和孙奇逢的学生张天章研讨学术,张天章感叹说:“现在礼乐消亡了,你的《存学》不能不做呀!”他们又一起研讨水利的管理,张天章说:“先生为什么不写一本礼仪水政书呢?”颜元回答说:“我写的《存学》,是一本批评宋儒理学的著作,怎么还能去学他们一味地著述讲读呢?而且一个人写作的功夫用多了,习行的精力就少了。”

由于颜元在学术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前来向他学习和探讨的学者越来越多。在河南商水县,颜元拜访了李木天,和他谈论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李木天见颜元佩带着一把短刀,就站起身来为他演示各家拳法。颜元看后笑着说:“既然你懂得武术,咱俩可以比试比试。”李木天赞同他的提议,于是两人砍了两根竹竿作刀剑,只比了几个回合,颜元就用竹刀击中了李木天的手腕,李木天大为惊讶,说:“想不到你的刀术竟然这样高明!”他们又一起探讨经世济民的方略,李木天对颜元的学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第二天,李木天让他的儿子拜颜元为师。颜元通过这次游历,更深切地感到程朱理学危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回来,到河南去游历,和那里的学者进行探讨,看到那里“人人禅宗,家家训诂”,感到只有“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因此,他一方面编撰《四书正误偶笔》等著作,分析批驳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和他的学生郑重说明训诂、理学的危害。他大声疾呼:“仙佛的危害,只是蒙蔽了平常的人。而程朱理学的危害,迷惑的却是贤明多智的人。如果不彻底清除八股取士和读着主静的理学,就会祸害整个社会和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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