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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植的经学研究
发布时间:2018-08-01     信息发布人:管理员

南宋末年,福建宁德蕉城区虎贝乡石堂出了一位大儒,名叫陈普。他潜心探研朱熹理学,力倡理论联系实际,精研数理,发明的刻漏壶是钟表的雏形。他曾写过一首《咏史上·卢植》的诗:“泓泓眸子宿渊亭,不见蛾眉只见经。未似马家亲子婿,终身不踏绛纱庭。”这首咏史诗以简洁的白描手法,通过和马家子婿的对比,写出了卢植年轻时刻苦求学的故事。

卢植(139192),字子干,东汉涿郡涿(今涿州市)人。卢氏家族在历史上有很深的渊源。三国时期及以后数百年,涿郡更名为范阳郡,因此涿州卢氏又称范阳卢氏。

卢植生活的汉朝,是经学昌盛的时代。汉武帝即位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从此《诗》、《书》、《礼》、《易》、《春秋》五经超出了一般典籍的地位,成为法定经典,从此以后,以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它的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经学正式诞生。刘秀建东汉后,鉴于西汉时期权臣当政、外戚篡权以及地方权重等历史教训,极力强化中央集权制度,以“柔道治国”为理念,大兴儒学。因此,东汉时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更加浓厚,朝野诵读经书蔚然成风。儒学是士子必读的经典,儒生们也都把传习和解释五经作为自己的主业。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普通民众之中。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东汉在科技和文化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出现了纸圣蔡伦、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字圣许慎。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年轻时的卢植和其他士子一样,也非常注重对经学的研习,希望以经学立身,学有所成,报效国家。但当时研习哪种经学,使卢植产生很大困惑,因为,在西汉时经学就分成两个派别,一个是今文经学,深受皇帝重视,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学习中,卢植发现今文经学有两个让他担忧的发展方向:一个是烦琐,今文经学对一部经文的解说多的百余万字,少的也有数十万字。另一个是迷信,他们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对未来进行政治预言,使经学逐渐神学化。这些都有悖于卢植的思想追求和政治抱负,因此,他把目光投向当时逐渐兴盛的古文经学。比较起来,他感到古文经学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简明;并且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还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中央集权制的维护更有优势。他深受东汉古文经学家桓谭、班固、王充、贾逵、许慎的影响,特别是许慎的《说文解字》,对不懂文字形义,依据隶书穿凿附会的今文经学是一个严厉的驳斥,更坚定了卢植立志研究古文经学的决心。但是贾逵、许慎等古文经学大师都兼讲今文经学,还没有建立起纯粹的古文经学。在对经学的探求中,卢植最终找到了偶像,这就是马融的古文经学。

马融在古文经学上的成就,使卢植非常佩服和敬仰。他来到陕西扶风,投到马融门下。马融是皇后的侄子,不仅学问好,而且鼓琴、吹笛样样精通。最出奇的是,他讲课的时候,堂上设绛纱帐,马融在帐前传道授业,纱帐后边却有美女在轻歌曼舞。许多学生根本听不清马融讲的是什么,只得依靠前面的同学一句一句的传达。当时跟从马融学习的有一千多人,很少有学生能够进入到讲堂中听课。在这种环境中,很多学子心猿意马,不能自已。卢植却能专心听讲,目不斜视,心无旁骛,并且数年如一日。卢植的治学态度给马融留下良好印象,不久便将侍讲的位子给了他,卢植升堂入室,成为当时古文经学的佼佼者。

卢植学成归来,在家乡收徒讲学,究竟卢植有多少学生,史书上没有记载,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刘备、刘德然和公孙瓒三人。《三国志》中记载,刘备和同族兄弟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一起跟着卢植学习。卢植对教授经学很执着,在他悉心授徒的时候,州郡地方官吏曾经多次邀请他出来做官,他都没有答应,坚持在家乡教授经学。直到汉灵帝建宁年间(约170年),才被征召做了太学博士。但卢植不是为做官接受了征召,而是因为汉代博士是专门传授儒家经学的学官,并没有改变卢植研究传授经学的初衷,这也可能就是卢植接受征召的根本原因。卢植在太学的时间并不长,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九江的少数民族造反,当时的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四位开府大员都认为卢植文武兼备,任命他为九江太守,他运用恩威并施的手段,使“蛮寇宾服”。成功平乱后,卢植没有留恋太守的职务,而是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去官职,用心编著了《尚书章句》和《三礼解诂》。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马日磾等人认为当时流传的儒家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因此联名上书汉灵帝,建议刊刻石经,正订儒家经典,这个提议很快得到灵帝的允许。卢植感到这是弘扬古文经学的机会,他上书灵帝,指出《礼记》注释重复繁琐,而《周礼》分析也有很多错误,希望重新注释和分析。但是由于家中穷困,没有能力供养进行缮写的人员,希望借着国家财力,专心精研经学。

卢植对经学的研究是真诚的,但是汉灵帝不仅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反而给了他一个截然不同的差事。当时南方少数民族又起义,朝廷认为卢植在九江就有恩德信义,又派他去任庐江太守,做的依然是理乱的政务。经过一年多的讨伐,平定了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卢植被朝廷任命为负责顾问应对的议郎,和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等一起校注《五经》记传,补续《汉记》。卢植刚刚回到他热衷的经学研究,灵帝认为这并不是着急要做的事情,又让他做了掌管皇帝车轿、衣服、器物等的侍中,接着又升为尚书,真正参与了朝政。卢植的官职越来越高,但与他研究经学的理想却越来越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不断地提出研究经学和利用经学治国的要求。

光和元年(178年),出现了日食,卢植借助自然异象,给汉灵帝上了一份奏章,针对东汉政治的衰败没落,提出了八条应对策略:“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御疠,四曰备寇,五曰修礼,六曰遵尧,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选用能吏,解除党禁,免除重罪,修整武备,弘扬经学,减少官员调动,禁止后门升官,减少专权。这是卢植一生中对研究经学最有力的一次呼唤,也是最后一次呼唤。但这些治国箴言,没有得到灵帝的重视和采纳,相反灵帝却宠信宦官、荒淫乱政,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终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

中平元年(184年),卢植被任命为北中郎将,征讨黄巾军。虽然卢植带兵“连战破贼帅张角,斩获万余人”,但由于卢植不肯贿赂前来视察战事的宦官左丰,被参奏免职,坐着囚车押回洛阳。后来在皇甫嵩的努力解救下,才被免了罪,恢复尚书职务。后来董卓要废黜少帝刘辩,当时大臣们都不敢说话,只有卢植提出抗议,董卓要杀他,在蔡邕劝阻下,董卓怕引起天下人的议论,才暂时放过了卢植。心灰意冷而又老迈的卢植只好选择了隐退。汉献帝初平三年(193年)卢植生了重病,临死前,他嘱咐儿子“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

卢植死后17年,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璀璨文化的东汉王朝灭亡了。一代霸主曹操经过涿郡时,和郡守、县令的一番话,对他的一生做出了准确评价:“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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