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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渔猎到农耕
发布时间:2018-08-01     信息发布人:管理员

古遗址中透露出的信息

迄今为止,在保定区域发现的最古老的先人遗骨是在涞水县北边桥遗址发掘出的,距今约有两万八千多年。考古界定名为“涞水人”,他应该是一个狩猎者或是植物果实的采集者。因为到目前只发现这一个个体,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孤独的狩猎者”。

徐水南庄头遗址,是新石器早期遗址,遗址中出土了十余片陶片,是目前中国考古发掘得到的地层和年代都确切的最早的陶制品之一,这一人群我们可称之为早期的“有陶氏”,专家们从出土文物鉴定分析,“有陶氏”已经掌握了制陶技术,用石磨盘和石磨棒加工谷物,用陶器蒸煮制作可口的食物。证明先人们已走出山林,过上了定居的农耕生活。

几乎与南庄头遗址同时发现的易县北福地遗址,文化形态比南庄头遗址晚了两千年左右,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原始农耕经济的轮廓,遗址中发掘出石耜。可见在北福地生活的先民们是辛勤耕耘,用汗水换来庄稼的丰收,过上富足的日子。不仅如此,遗址发掘出的祭祀场所和出土的人面纹陶片、玉玦、玉匕等,表明先民们可能经常举行祭祀活动,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北福地遗址与磁山文化同期,自那以后,保定区域内的农耕文明一直延续,在太行山东部平原地区,不断发掘出从磁山文化到两汉各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在曲阳县钓鱼台、容城上坡、徐水大赤鲁、蠡县百尺等遗址中都出土了陶纺轮,可以想像原始先民们男耕女织的生活。当然农耕经济并不排斥渔猎,在上坡遗址出土了网坠,在容城晾马台遗址出土了用鹿角磨制的鱼梭镖,说明在低洼平原地带,打鱼仍然是重要的生产活动。

督亢沃野

公元前227年,燕太子丹易水送荆轲西去谋刺秦王,送给秦王的两件重要见面礼之一,就是燕国的督亢图,可见督亢作为燕国的膏腴之地,不仅在燕国知名,即使是在秦国也为人所熟知,要不然秦王就不会对其动心。督亢之地相当于如今的保定涿州、高碑店、定兴,及廊坊的固安一带,平畴沃野,河流密布,有深厚的黄土覆盖,耕种方便,灌溉便利。

《史记·货殖列传》载燕“有鱼盐枣栗之饶”,又载“燕、代田畜而事蚕”。可见燕国经济是农林、渔猎、畜牧养殖、丝麻兼而有之的。从当时记载的粮食品种看,以小米群的粟、黍、稷为主,同时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菽(即大豆)和麦类的种植也逐步发展起来。

从考古发掘看,当时燕国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先进的,标志之一就是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在易县武阳台村发现燕下都44号墓中的铁制锄、?等生产工具。此墓的年代相当于燕昭王时期,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促进了燕国经济社会的空前繁荣。

缓慢发展的农耕经济

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陵山汉墓,除了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令举世惊叹外,刘胜墓中那几十口方形大陶缸,如果都装满酒,恐怕得有上万斤。有些陶缸肩上还留有朱书“甘醪十五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等字样。据《汉书·平当传》及颜师古注载,汉代的酒分上、中、下尊三等,上尊是最上等的酒,可见刘胜墓中那些大大小小的陶缸中有不少装的都是上等的醇香好酒。酿酒需要大量粮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山国经济的富庶和物产的丰饶。从“黍上尊”可知,当时农作物品种应该还是以粟类为主。西汉经过70年稳定的发展,到武帝初期,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据《汉书·食货志》载,如果不是遇到大的水旱灾害,百姓家家富足。

然而农耕经济的发展既有自然条件、生产条件的制约,又受国家政局的影响。中国自古以农立国,社会动荡、自然灾害,甚至国家政策的失当,都会引起农耕经济的起伏,如西汉经过文景之治,农业得到较快发展,所以国家百姓都富裕,而到汉武帝时,由于穷兵黩武,官吏横征暴敛,生产力遭到破坏,到武帝末年,造成“天下虚耗,人复相食”。这种反复在历史上多次出现,如之后的唐代开元盛世与安史之乱,清代康乾盛世与晚清的衰败。

从农业生产条件看,汉魏以来农业水利条件有所改善,曹操军队在河北一带屯田,开渠引水。到隋代,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唐代又在永济渠附近开凿不少支渠,水利设施的兴建,既有利于农田灌溉和土壤的改良,又便于水上交通。到唐代,保定的平原一带农业开发空前鼎盛,人口稠密。唐天宝八年(749年),河北道正仓积粟182万石,居全国第三位,义仓积粟1754万石,居全国第一位,常平仓储粮166万石,也居全国第一。在对都城长安的粮食供应上,包括保定在内的河北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是唐王朝重要的基本农业经济区之一。然而自从安史之乱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改变,由于河北地区被割据势力盘踞,唐朝的粮食物资供应主要仰赖于江南。

晚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导致五代十国的战乱,保定一带首当其冲,由于兵连祸结,生产力难以得到发展。北宋建立后,保定一带为宋、辽(契丹)双方的战场,辽对内地的战争基本是掠夺式的,纵士兵以牧马为名,四处劫掠,城市和村庄都遭到极大破坏。“澶渊之盟”订立后,保定又分属宋、辽,边界地区双方都有大量驻军,特别是北宋为防辽军南下,以水为栅,造成耕地的大量减少,虽然有驻军在边境屯田,但却十不补一,为了确保北宋政权的稳定和南方经济区的安全,保定一带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有所变化的是北宋守边士兵在白洋淀等塘泊屯田,使本地原来以种植粟、豆为主的旱作农业,部分改变为种植水稻的水田。从金元时期直至明代初年,北方大部分时间处在动荡不安的形势下,生产力发展缓慢。

明清时期,保定府的土地物产有了比较明确的记载,如明弘治《保定郡志》记载,成化八年(1472年)保定府有官民田355万亩有余,而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经过详细清丈是891万亩,耕地面积大大增加。当时赋税是征收实物,夏税有麦和丝,秋征有粟米、谷草、棉花、稻米等。反映出种植物种的最大变化是麦和棉的大量增加,夏粮以小麦为主,小麦的原产地据专家考证是在西亚地区,北方应该在汉代就有种植,但保定一带是否有种植没有明确的记载,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载:北方“齐、鲁、燕、秦、晋,民粒食小麦居半”。小麦已成为北方主要农产品之一了。

棉花的种植在明代以后发展迅速,在北方逐步超过桑蚕业,成为重要的经济作物。到清代中叶,直隶总督方观承大力推广植棉,使得植棉面积进一步扩大,以至“直隶保定以南,以前凡有好地者多种麦,今则种棉花”。棉花种植的推广,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也促进了棉纺织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起来的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有了更加宽泛的概念,保定由于毗邻京、津等大城市,而成为其副食品供应基地,因服务型农业而使农民的收入增加。就农业生产讲,2010年保定市粮食产量占河北省的五分之一,奶类产量占全省的六分之一,蔬菜、禽蛋产量占全省的八分之一,肉类产量占全省的七分之一。规模化种植、设施农业的比重在日益增加,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也在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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