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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手工业到现代工业
发布时间:2018-08-01     信息发布人:管理员

燕国冶炼术的辉煌

自从人类有意识的制作工具开始,手工业即萌芽了,经过漫长的史前发展时期,产生了手工艺人和手工作坊,如今可以在易县燕下都遗址中找到古代手工冶炼术的蛛丝马迹。20世纪60年代,随着对燕下都遗址的考古发掘,这一都城的作坊遗址不断被发现,从出土遗物看,这些作坊都有不同的功能,如21号作坊遗址出土大量铁器和铜器,清理出炭渣、红烧土和碎陶范,出土陶范1800多件,专家推断,这座遗址应该是铸铁和铸铜作坊遗址。30号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刀币范,从出土的两块较完整的刀币范看,是五刀范,也就是每个范一次可铸5枚刀币,刀币是燕国最有特征的货币,可以肯定这是一座铸造钱币的作坊。11号作坊遗址出土器物多是陶制的建筑材料和陶器,并清理出9个灰坑,可断定这是一处烧陶作坊。在对23号作坊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100多件铜戈,而且这些铜戈都在一座房址内一号灶的火膛中放置在一起,应该是一座制作兵器的作坊。专家推测,目前发掘的作坊可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据北京钢铁学院对44号墓出土的其中7种共9件铁器所作的金相科学考察,证实有6件是纯铁或者是钢制品,3件是经过柔化处理或未经处理的生铁制品,由此可见,到战国晚期,块炼法已经流行,并创造了用这种方法得到海绵铁增炭制造高炭钢的技术,44号墓中大批完整淬火钢剑的发现,是迄今中国史书记载或出土文物中最早的淬火钢制品。在燕下都发掘之前,出土的淬火钢器最早的是长沙出土的西汉残剑,燕下都出土的钢剑将中国现在已知的淬火技术提前了两个世纪,说明当时燕国的冶铁水平已经达到目前考古资料所能确知的战国时期先进水平,在世界冶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制陶到制瓷

从目前考古发掘看,人类最早制陶应该在距今一万多年之前,而陶器的发明者可能就是华夏族群,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虽然火候还比较低,质地也比较疏松,但却传达出远古人类制陶和使用陶器的重要信息。北福地遗址出土器物,除石器外,陶器已经是最大的类别,不仅有实用器,还有祭祀用陶面具,可见陶器已经在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保定区域众多文化遗址中,发掘出的陶器种类繁多,文化特征明显,表现出悠久的传承性。从器形看,生活实用器有碗、罐、钵、壶、盆、鬲、盂、豆、簋、甗、鼎、甑、釜、支架等,生产工具有纺轮、网坠等;从材质和制作工艺看,有泥质陶、夹砂灰陶、灰褐陶、红陶、彩陶、磨光黑陶等;纹饰有绳纹、篮纹、弦纹、附加堆纹、划纹、线纹、席纹、篦纹等,北福地出土的人面纹陶片,还运用了浅浮雕和透雕;从文化形态看,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磁山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直至商周、两汉,有的遗址文化层既有中原文化风貌,又融合了夏家店文化的特征。

在燕下都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中,建筑材料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燕下都的建筑材料称得上是古代陶器的一朵奇葩,用于宫殿建筑的瓦类就有脊瓦、板瓦脊饰、垂脊筒瓦、垂脊饰、吻兽、板瓦、筒瓦、檐前筒瓦、瓦钉、半圆形瓦当等,发掘出的大型脊瓦长达121厘米,其瓦当半圆形的形制和典型的饕餮纹,与当时各诸侯国相比,具有鲜明的燕文化特征。

这样多的陶器是怎样烧制的呢?随着对唐县都亭遗址的考古发掘,揭开了这层神秘的面纱。2006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考古工作者对都亭遗址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发现了罕见的“对窑”窑炉(即两个窑炉相对而建),根据在窑址中发掘的陶器残片、瓦片,以及地层关系,专家们推断,此窑是西汉中期砖瓦与陶器同在一个窑中进行烧制的典型窑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发现的最早的马蹄形馒头窑,高低温同场对建,再现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北方制陶生产的场景,为中国制瓷业南北两源说进一步提示出重要线索,为北方陶瓷业生产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中国被公认为是瓷器的故乡,由陶到瓷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唐县都亭遗址的马蹄形馒头窑已经具备烧制瓷器的条件。中国的瓷器成熟期和大量生产并外销是在唐朝,恰是在这一时期,定窑开始瓷器的规模化生产,定窑的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燕川一带,与都亭属基本相同的地理条件。定窑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和这一带烧陶的传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据考古发掘显示,定窑窑址总面积达10余平方公里,这一大规模陶瓷烧造窑群,既有官窑,也有民窑,其最早创制的覆烧法,可大规模提高产量。其产品种类繁多,有宫廷用器、民用器、宗教用器等。唐、五代至北宋,朝廷都曾在这里设置瓷窑税使。

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有一次宋仁宗到张贵妃那里去,见张贵妃屋里放着一件定州红瓷器,便追问这件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张贵妃只得照实说是大臣王拱辰送的。仁宗发怒说,曾告诫过你不要接受臣僚的馈送,你却不听。盛怒之下,拿起柱斧将那件红定瓷器砸碎。王拱辰曾任过定州知州,他送贵妃的礼物定非寻常之物。定窑采用覆烧法后,虽然产量提高了,但瓷器口沿处却因无釉而称为“芒口”,为弥补这一不足,“芒口”处常以镶嵌金银等工艺来处理,但最终还是影响到宫廷对定瓷的喜好,据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看来到北宋晚期,定瓷可能就不再供应宫廷了。但普通定瓷产品还是有广泛市场的,按其档次细瓷称“粉定”,粗瓷称“土定”。在《红楼梦》中描写薛宝钗屋中“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1985年文物工作者在维修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时,无意间在东崖隋代大佛面部镶嵌的白毫相上发现了宋代维修时安置的一件定窑白瓷碗,此碗胎质坚实细腻,釉若凝脂,圈足外周围有行楷墨书题记,表明这是由佛教徒敬献的,其中有“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几字,确切地标明了其年代。联想到定州静志寺和净众院塔基地宫中出土的大批精美的定窑瓷器,可以想像佛教徒把定瓷器物作为神器敬献给佛祖的那份虔诚,也反映出定瓷的宗教用器数量之庞大、流传之广远。

传统的铸造业

考古发掘显示,保定一带的金属铸造业,最迟起于西周初期,从周初封燕开始,以铜器铸造为主,具有燕文化的基本特征。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形体沉雄浑厚,器物多饰有饕餮纹、夔纹、雷纹、圆涡纹、鸟形纹等纹饰,其中鸟纹是写真的鸟形纹样,而饕餮等纹样则是想像中的神秘动物纹饰和自然现象,反映了人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其思维方式正在从神秘向现实过渡,加深了对生命本体的认识。到春秋时期,燕国的青铜礼器形体较大,但是器壁已变得很薄,在铸造工艺上已掌握了分铸法和焊接技术,使得青铜器及其附加饰件造型更加丰富多样,器表纹饰也变得精巧别致,纹样有凤纹、虎形纹、陶索纹、蟠螭纹等,而且出现了线刻工艺和金属镶嵌工艺,一改西周时期的凝重和古朴,变得精巧和灵动,富有生活气息。

到战国时期,铁器的铸造增多,铁器主要是实用器,铸铁技术一旦被人们所掌握,便很快占据了金属铸造的主导地位,在燕下都出土了大量铁制农具和武器。在燕下都的作坊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铸造农具和武器的范,反映出战国时期燕国冶铁和铸铁技术的高超。不过铜器的铸造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在功用上发生了改变,不再以礼器为主,而转以生活实用器为大宗,出土器物有生活用具、服饰器、生产工具、车马器、兵器、铜印等,现在所见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典型器物有:1964年在老姆台东出土的大型铜铺首衔环,高74?5厘米,重22公斤,形体巨大,构图奇特,造型精美,是罕见的艺术珍品。在东贯城村采集的人物鸟兽阙状铜方形饰,上部为阙室的方柱形座,通高21?5厘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多层楼阙建筑模型,上面雕镂的人物、鸟兽栩栩如生,生动再现了贵族生活的场景。

传统手工铸造这门古老的手艺,此后一直流传。满城陵山刘胜墓和窦绾墓的墓道口,是在砖墙、土坯墙之间又浇灌熔化的铁水,铸成一道坚固的铁墙。两墓出土的大量灯、炉等金属铸造器皿,精美绝伦。

1977年在北京延庆县宗家营出土一尊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通高27厘米,结跏趺坐于台座之上,头部饰涡旋状发型,头顶有隆起的高肉髻,颜面长圆饱满。这尊造像的佛座分上下两层,下层为长方形四足座床,正面座壁雕刻四个鸟形图案,两足上各刻一手持花枝的鲜卑人装束的供养人,内侧边沿雕饰卷云纹。上层为束腰须弥座。在佛座背后有一行题记,现只能辨认“大代”等几字,北魏初建时国号“大代”,以后北魏也俗称“代”。专家认为这尊佛造像的制作应是在北魏太和年间。与这尊造像风格一致的铜镀金佛造像留存至今的有10余尊,保存在国内外公私博物馆,其中日本新田氏所藏一尊造像的发愿文上刻有“安熹县”名,安熹县在今定州东部。这些造型风格相似的北魏太和年间的造像应是同时代、同地区的。可见,由于北魏时期定州一带佛教的兴盛,可能在这一地区存在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金铜佛像制作场所。据史书记载:北魏太和十六年(492年),定州僧晕为七帝寺铸造3?8丈高的弥勒佛像和二菩萨像,正始五年(508年)建成,共用赤金(铜)412400斤,黄金3100斤。没有高超的铸造技术是难以铸成这样大体量金铜造像的。

如今在唐县县城西南田家庄村有一个铜铸工业园区。有100多家铜铸工艺品厂,还在用传统工艺失蜡法铸造铜像及各类工艺品,铸造题材涉及动物、仿青铜器、西洋工艺古钟、浮雕工艺品、神佛造像、人物塑像、城市园林广场雕塑等。产品销往国内外,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铸造产业。至少在清代以前,定州的唐河沿岸就有打制刀剑兵器的作坊。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体育用品制造行业,主要是以手工铸造和锻造为主,生产多种武术器材和运动器械。古老铸造业在不断的延续和发展。

桑蚕业与定州缂丝

如今一提起植桑养蚕或丝织业,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想到烟雨江南。实际上从遥远的史前开始,桑蚕业是遍及中国南北的,甚至北方的养蚕织丝之盛比起南方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古农桑并举,农耕解决食,而桑蚕解决衣。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经济就是农耕畜牧与桑蚕并重的,到了汉代,河北一带的经济仍是以粮食作物种植和种桑养蚕为主。东汉末年,刘备在其家乡涿州“亭亭如盖”的高大桑树下度过童年。北魏太和年间规定进贡帛绢的州有19个,其中定州、冀州所征绢,每年都在30万匹以上,北齐曾在定、冀二州设置绫局、染署和桑园部丞,掌管桑蚕和织造。所以当学者颜之推从南方来到北方时,看到北方的丝织业情况,大为惊叹:“河北妇人织纴组紃之事,黼黻锦绣之工,大优于江南。”

到了唐代,保定一带的丝织业进一步发达,产品工艺精湛,种类繁多,其中知名产品有幽州的范阳绫,定州的罗、绸绫、瑞绫、独窠绫、二色绫等,产量也很可观,定州每年向宫廷进奉1500匹,除供奉朝廷和民间销售外,还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西亚及欧洲等地。织绫成为民间最大宗的手工业,以至出现织绫大户,据唐张鷟的《朝野佥载》记载,定州富商何明远家有绫机500张。北宋时期,定州是北方丝织业中心,出现了以独立丝织业为主的机坊、柜户,还出现了雇佣工徒的机坊、染肆等。《宋史·地理志》载,定州“贡罗,大花绫”。丝织业经过长期发展积累和工艺的进一步成熟,产生工艺精湛的高端丝织品——定州缂丝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定州静志寺塔基地宫出土的瓷器中,有的用缂丝织品包裹,花纹织纹精致,色泽鲜艳,立体感很强。缂丝,又称刻丝,是因在图案与素地接合处呈现一丝裂痕,犹如雕琢镂刻而成,采用“通经断纬”技法,正反两面如一,与苏绣双面绣有异曲同工之妙,与云锦并称中国两大珍品手工丝织物。据北宋末年的庄绰所著《鸡肋篇》记载:“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心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北宋覆亡后,缂丝也由北方生产地定州,迁移到了苏州、松江、杭州一带。

到元、明时期,由于植棉业在北方的兴起,桑蚕及丝织业在北方呈现衰势,尽管如此,到明代中叶,丝织业仍占有一定比重,如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保定府的赋税中,还征收丁丝、桑丝11万多两,与所征棉花几乎平分秋色。到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保定府征收的丝折绢7000余匹,征收棉花9000余斤。到了清代,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北方成规模的植桑养蚕业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家家机杼声所织的不再是丝绢,而是棉布。

棉纺织业的兴起

到了清代,棉花种植面积迅速增加,乾隆时期的直隶总督方观承看到了植棉业的重要性,认为种棉“功同菽粟”,只有使农民种棉纺织,才能使“衣被周乎天下”,于乾隆三十年(1765年)绘成《棉花图》16幅,系统地说明了从植棉到成布的全过程,同时列出每道工序的生产工艺及经验,呈进御览。乾隆皇帝题诗16首,倍加赞赏,下诏将《棉花图》颁行天下。毫无疑问,《棉花图》是在直隶棉花种植和棉纺织业有了一定基础之后的系统总结和提炼。据有关史料载,到了明代,棉花已超过丝、麻、毛,成为主要的纺织原料,《农政全书》记载,万历时,北直隶肃宁县织工为提高棉布质量“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作窗棂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与肃宁县毗邻的蠡县,素有植棉传统,故有“银蠡县”之称,棉纺织业应也在此时兴起,保定、高阳、定州一带的棉纺织业最迟也起于明代。崇祯年间,宋应星在《天工开物》载,“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可见当时植棉和棉纺织业已遍及全国。从生产方式上说,基本是个体手工加工织造,使用木制织机,织出的是窄幅土布。商品化率还比较低,主要是自织自用。到清晚期,随着生产工艺的发展,出现了织布家庭工厂,以此为专业谋生,如高阳县到光绪年间已形成县城土布交易市场,光绪十六年(1890年)县城集日销售土布达1200匹,高阳莘桥集日土布销售也近千匹,还有布贩将高阳土布贩至外地销售。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洋纱铁机纺织技术传入中国,织布业在保定城乡进一步向工厂化生产发展,在保定城里,投资以官僚资本为主,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保定城建毕盛织布机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保定驻军军官集资在保定城开办以织布、纺绸、印染为主的公司。民国初,湖北督军王占元在保定建前锋织布厂等。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保定城内拥有织机1500多台,年产布3万余匹。在保定地区,这一时期以高阳的织布业发展最为迅速,资本主要来自民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县城数家富绅集资购买日本产织机两架,开始仿织宽面洋布,开了高阳改良织机的先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高阳商会成立后,即倡导改良织机,提高工艺水平,并成立织布工艺研究所,到宣统三年(1911年)高阳县的织布机已基本由木机改为铁轮织机,产品也由窄幅改为宽幅,原料由手纺纱线改为进口机纺棉纱。到民国初,机纺棉纱和铁轮织机在高阳县普遍推广,生产能力大为增加,到1920年左右,织布业遍及高阳城乡,年产土布400万匹,销售到全国各地,使高阳县迅速成为全国知名的纺织业发达地区。生产工艺的进步和工厂化生产,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到1928年,高阳县年产土布已达549万匹,占全省土布产量的四分之一。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高阳县有较大规模的织染工厂14家,小型织染企业百家。日军侵占保定后,以纺织业为标志的保定城乡经济遭到毁灭性摧残,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有所恢复。

工业化的三次浪潮

近代以来,保定的工业发展经历了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是晚清至民国初年,自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陆续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募资购置西方机器,在保定城东门外设军械局,并建八腊庙子弹制造厂,成为保定近代工厂的开端,在保定城内由官督民办建成官刻印书局和电报官局等。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推行“实业新政”。创办北洋工艺总局,并建艺徒学堂、工艺局、习艺所等,针对“纸烟盛行,中国之利源外溢者岁不下数万金”的现象,指令直隶赈抚局在保定试办北洋烟草公司,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末,在保定西关直隶农务学堂院内设厂,农务学堂的学生参加,试制纸烟成功。这是中国自办卷烟厂的开端,对中国烟草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随着京汉铁路的通车,保定南关府河码头贸易兴盛,加工工业随之兴起,据宣统三年(1911年)《南洋劝业会,直隶出品类纂合编》载:保定出品精湛,得奖优良。其中实习工厂生产的各种织品获优奖,习艺所生产的皮包、皮鞋获金奖,工艺局生产的玻璃器具、线带衣料获金奖,被面褥面获银奖,牙粉公司生产的各种牙粉获银奖。

民国初期,北洋当局在保定城东办起驻保军械局、修械司等。1912年刘建卿集股在西门内南马道开办国内首家布云球拍工厂,生产羽毛球拍,产品行销欧美,孔祥熙为该厂题词“首创第一家”。1913年由富商赵遇和集股建福和公面粉厂,1919 年以湖北督军王占元为首股建成乾义面粉两合公司,为京汉铁路沿线最大面粉厂,是保定机器加工面粉之始。1917年富商张献庭等以直系军阀冯国璋、曹锟为依托创办电灯公司,1921年正式发电,保定始有电灯。育德、同聚兴等铁厂,先后采用机器加工,能生产织袜机、汽泵、织布机等工艺较高的机械产品。

经省确认的布云工厂、乾义面粉公司、电灯电力公司、庆兴蛋厂,酱业的槐茂、魁盛、德盛等为国货工厂。当时,部分厂家以柴油机或蒸汽机做动力,有的也使用电力。1932年电力在动力总负荷中占5?7%。当然处在战争与变乱的岁月里,工业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

19379月,日军侵占保定,对一些工厂以“军管”名义强行劫夺。先后实行物资统制和物价统制,从钢铁、棉麻、煤炭等生产物资到粮油、布帛、盐碱乃至火柴等生活资料,概加管制。日用必需品按户籍微量“配给”。1944年民营工商户因无法经营而陆续歇业者达225户,工业日趋衰退。

保定的第二次工业化浪潮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批国家重点项目落户保定,带动了保定工业向现代化工业生产迈进。19566月,随着中国第一座现代化造纸厂——604厂(后来改名为保定钞票纸厂)在保定西郊破土动工,拉开了保定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序幕,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在国家规划的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落户在保定的除604厂外,还有保定胶片厂和保定化纤厂。到1960年,经过大规模基建投资,重点项目保定胶片厂、保定化纤厂、604造纸厂、保定发电厂、保定蓄电池厂及694个限额以上的变压器厂、通用机械厂(铸造机械厂)、棉纺厂等骨干企业相继投产,在保定西郊形成颇具规模的新兴工业区,这就是保定人常讲的“西郊八大厂”。加上市属的一批中型企业,打下保定工业发展的基础。

保定工业创造了河北省乃至全国的多项第一,如:19514月组装成河北省第一辆货车,19589月试制成功河北省第一台10千伏/320千伏安电力变压器,195810月试制成功河北省第一台交流电动机——鼠笼式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19594月试制成功河北省首批汽车蓄电池,19599月制造出中国第一台2500千瓦列车电站(21站),1960年生产出中国第一批黏胶长丝,196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批黑白胶片和彩色胶片,20世纪60年代先后试制出国内第一批高级证券纸、海图纸、特号晒图原纸等。

1978年年底开始,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与全国经济发展一样,保定的工业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复苏,掀起保定工业近代以来的第三次浪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乡镇企业的率先发力为标志,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大量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从事第二、三产业。1987年,河北省在蠡县召开乡镇企业现场会,总结推广蠡县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因为经过几年的发展,蠡县以皮毛加工、化纤毛纺织为主业的乡镇企业在全国已经小有名气;高阳县的纺织业重新走上发展轨道,1983年,高阳县委、县政府做出鼓励发展乡村工商业的决定,当年注册的村办企业就有168家,到1995年,个体民营企业就达到6000多家,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5%;容城的服装加工业起步于1979年,规模化生产以1984年建立的丽友衬衫厂为标志,具有一定规模的服装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到1990年容城县年产值百万元以上的服装加工企业就达上百家,服装业产值占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的近70%

伴随着21世纪的来临,中国也扣开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大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浪潮也推动着保定第三次工业浪潮第二阶段的迅速到来,这一时期以传统工业转型和以高科技新能源工业产业的兴起为标志。

在传统工业转型中,一些传统的国有企业或是转制为现代公司,或是破产。在保定的县域经济中,个体民营经济已占绝对统治地位,民营企业已经具有了世界性的视野,更现代化的管理经营模式,更会利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产品更加适应市场,有的采取合资、合作的方式,引进资金、设备和技术,乃至人才,成为勇立市场经济潮头的弄潮儿。也使保定的县域经济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发展势头,如容城服装从单纯加工到品牌化生产经营,高阳纺织产业集约化生产经营,保定汽车产业的重新崛起,蠡县从传统产业向新型产业转型等,都在昭示着保定现代民营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如今提起保定电谷,举世皆知,因为利用光能和风能代表了新能源开发的趋势,可减少传统能源使用过程和工业化进程中带来的环境污染。19世纪以来世界工业化进程,虽然使世界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环境污染和全球气候变化,不得不引起人类对自己未来生存环境的担忧。保定电谷正是诞生在这种语境之下的,一开始就与世界市场有着密切联系。作为缺乏传统能源的保定来说,加工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壮大无疑代表着保定工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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