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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的起源与发展
发布时间:2018-08-01     信息发布人:管理员

从燕国货币说起

20世纪2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随着对燕下都的发掘,考古工作者发掘或采集到大量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国货币,其中有燕刀、布币、赵刀、三晋以及周王室布币等,共有4万多枚,数量之浩大、类型之齐全,令人惊叹,特别是仅燕刀币就有3万多枚。流传至今的还有这么多,可以想像,当时燕国所铸货币数量之庞大,无疑给后世传达出当时商品贸易发达的信息。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必然产物,在原始贸易中,牛、羊、粟、帛、珠、玉、龟、贝等,都曾充当过等价交换物,到商周时期海贝成为重要通货之一,但是随着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和数量的增加,海贝变得稀缺而昂贵,同时商周时期冶铜技术的发达,给金属货币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虽然《管子》中有“禹以历山之金铸币”的记载,但到目前,还没有见到过那时候的金属货币。当活生生的大量燕国金属货币摆在人们面前时,使我们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乃至商品交换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燕国虽然以农牧经济为主,但是数量庞大的货币流通量显示出,商品交换在燕国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为燕下都地区出土或收集到的货币不仅有燕国的本币,还有其他诸侯国和周王室的货币,对于这些货币,专家们认为应该是燕国仿铸或是流通而来。春秋战国时期不仅思想活跃,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而且其盛期也与燕国的强盛相一致,即燕昭王时期。

虽然在农耕自然经济的时代,多数时期实行的是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地位也被排在“士农工商”的末位,但人们的生活却始终离不开商品交换,战国时期如秦、魏等国都提出奖励耕战,视商业为末业,但史书上并没有记载燕国也实行过这样的政策。

到东汉末年,商人这一阶层在古老的燕地仍很活跃。一些富商巨贾不仅家道殷实,而且有着自己的政治见解,《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记载,中山(今定州)大商人张世平、苏双拥有巨额财富,他们贩马来往于涿县一带,他们资助刘备大量金钱财物,作为他的活动经费,刘备用这些钱财招徕人员,置办马匹器械,在乱世中拥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由此起步踏上鼎足三分之路。也许张世平、苏双并没有期望得到刘备的回报,他们对刘备的资助是出于对国家安宁的渴望和对英雄的爱惜。

东方的萨珊王朝银币

1964年年底的一天,定县城内生产队的社员们正在城东南隅挖土,当挖到1?5米深时,一件石函映入人们眼帘。此事报告给当地文物部门,当文物工作者打开石函后,在场的人无不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石函内有金、银、铜、琉璃、玉、玛瑙、水晶、贝、珊瑚等器物,还有铜钱、银币,共计5657件。文物工作者逐枚清理了银币,经辨认,都属于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共计41枚,其中耶斯提泽德二世时期4枚,卑路斯时期37枚,耶斯提泽德二世的银币在中国还是第一次出土,成为研究那个时代中外交通史的重要物证。从历史上看,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和波斯往来频繁,波斯商人也作为一个群体,来到中国进行贸易。那时的中山是北魏的重要城市,出土石函上的铭文显示,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五年(481年)到中山,并命建塔,可推断,此石函是建塔时埋于塔基下的,石函中所盛之物应该是来自皇家的赏赐或是佛教徒的布施,在布施的人群中是否也有波斯商人的身影呢?他们把随身携带的银币奉献出来,以示对佛祖的虔诚和对北魏皇帝的尊重。

到了唐朝盛期,虽然总体上是开放的,但官府对民间贸易仍然采取限制的政策,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因经商而致富。如定州那位有500张织机的何明远,他本人是主管定州三个驿站的官吏,他利用职务之便,亦官亦商,在驿站边建起旅店,提供给来往的客商住宿,并且主要是与少数民族商人做买卖,积累起巨额家资。

唐代的商业贸易市场,往往与宗教活动场所有关系,特别是佛教,出于传播教义的需要,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定期斋会诵经,僧人为大众说法,寺院成为联系百姓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纽带,于是产生了庙市,所谓庙市就是依托寺庙节日举办的大规模经营活动,由此演变成后世的庙会。据《大唐易州铁像碑》(建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记载:“开北山通车道三所,置县三,每驿旁造店一百间,抱阳寺造长廊一百三十间。”所记的抱阳寺造长廊与开通车道、驿旁造店显然都是便利商旅之举。抱阳寺的长廊可能就是商旅交易的场所。到唐后期,开始出现固定时间的庙市,开启了宋代庙市的定期性、经常性。

朝贡贸易与榷场

榷场是由官府控制的边境贸易市场,带有官办边境贸易的性质。榷场产生于北宋,地点主要是在今保定一带,与这一地区处于宋辽边界有关。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后,规定北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今保定北部的易水、白沟为界,宋辽互开榷场,作为双边贸易场所,宋在河北沿边陆续开放雄州(今雄县)、霸州(今霸州市)、安肃军(今徐水县)、广信军(今徐水遂城)四榷场。辽也在南京道的新城(今高碑店市新城镇)等地设榷场。宋辽在这些地方进行贸易。

景德二年(1005)五月,辽新城榷场都监送毡、羊、酒给宋雄州,宋回送药物。十月,按澶渊之盟,宋岁贡辽的绢、币首次送到雄州交接,其后每年如此。但辽统治者并没有满足,经常挑起边衅,要挟宋朝给其更大的利益,终于又在宋庆历二年(1042)九月,迫使宋对辽岁增输银10万两,绢10万匹。这些银、绢皆在雄州进行交割,交割完毕后,由辽方从白沟渡口运往辽境。北宋的制瓷和印刷技术由此传往辽。北宋用香料、犀角、象牙、茶叶、瓷器、漆器、稻米和丝织品等,交换辽的羊、马、骆驼等牲畜。民间的交易也很发达。考古工作者在今内蒙古和东北辽代古城和墓葬中,发现了宋朝制造的瓷器、漆器、铜钱等文物,这些可能主要是通过贸易形式进入辽境的。这些贸易活动促进了契丹族与汉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也催生了绵延至今的白沟市场。

白沟市场的前世今生

白沟镇在南拒马河与白沟河交汇处,位于高碑店市、容城县和雄县的交界地带。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督亢水又南,谓之白沟水。”白沟水即白沟河,白沟镇因水而得名。宋辽“澶渊之盟”后,宋朝使臣出使辽国的路线主要是自雄州白沟渡河,行30里至新城。白沟既是驿站,又是渡口,北宋和辽的贸易往来多与白沟有关,物资出入境和交接也多以白沟为关卡。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白沟成为京师通往南方诸省的重要交通孔道。明《新城县志·白沟大渡》载:“白沟近贾齐鲁,远通闽粤,士商向渡,冠盖相望。”被称为燕南一大商埠。白沟除作为商贸市场和军事重地外,手工业也随之发达起来,酿酒、制醋、织席、张罗、捏泥人,构成白沟手工业的重要成分。

清代,从康熙、乾隆到嘉庆等帝王,曾40余次到白洋淀游览或观水围,白沟镇是其渡河的地方,商业贸易愈加繁盛。据同治十一年(1827年)重修白沟善佛寺碑载,时有“万盛堂、意咸永等较大商号115家”。白沟是重要的周转码头,汇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和货品,有江南的竹制品、丝绸及织物,东北的皮货、人参,蒙古的畜产品,天津的日用百货,当地的土特产品、手工艺品等。当时白沟有“小天津卫”之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津保公司的小火轮从天津沿大清河直达白沟。但由于晚清朝政腐败,国力衰退,列强入侵,民不聊生,白沟市场萧条冷落,不少店铺关门歇业。

民国初期,白沟商贸活动有所恢复,到1927年,成为有名的大集镇,较大的店铺有30多家,主要经营百货、布匹之类;旅馆、饭店约30多家;酿酒作坊有7家,另有药铺、钱庄、粮行、小手工业作坊等数10家,泥塑业较前更兴盛。当时还有英国人在这里开的贸易公司,主要经销香烟、火柴等。抗日战争开始后,市场受到冲击,但被日军侵占前还能维持。白沟沦为敌占区后,由于日寇烧杀抢掠,商户被迫停业逃亡他乡,市场急剧衰败。

解放后,人民政府着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白沟市场,采取减免税收、支持贷款等措施,对私营工商业户予以扶持。抢修道路,疏通河道,恢复水陆运输,白沟市场很快复苏。到1956年,已有粮食、百货、布匹、杂货等17个行市,有较大商店218家,综合性摊商140户。1957年国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部分商户采取入股的形式组成公私合营公司。到1958年,所有商户都转为公有。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拂过的时候,白沟人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商品经济的大潮,在白沟市场上经营小商品、家具及泥人等。当地政府也适时予以扶持,1979年恢复白沟三、五、八、十的传统集期,市场迅速发展,具有专业化、特色化的箱包产销业开始兴起。到1982年,白沟及周边村庄加工人造革制品的专业户就有近5000家,年产各式箱包和其他制品480万件。随后,与之配套的人造革原料市场、箱包配件市场等相继形成。

当地政府及时对白沟市场进行规划,于1984年投资128万元,建成一个以人造革制品、小商品批发为龙头的大型专业市场——白芙蓉市场。此后,又陆续投资开辟4条商业街,20个行市,市场面积达到75万平方米。到1991年,市场内有门店945家,摊位1?3万个,从商人员3万人,日客流量达10万人次,日上市商品140个大类,3800多个品种。

20世纪90年代,白沟市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多种媒体对白沟进行系列报道,国家、省、地(市)领导人也到白沟考察,各地到白沟来考察、游览的人也络绎不绝,一些工商界人士主动要求到白沟投资办店、建厂或搞联营。白沟市场也引起国际友人、海外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注意,有十几个国家和中国港澳台的各界人士前来参观或进行商务洽谈。联合国妇女就业组织还派人专程到白沟考察。当地政府按照“依托市场建城镇,建好城镇促市场”的思路,连续几年以每年不低于上亿元资金的投入,完成了小商品、箱包、皮革、针纺织品专业市场和服装、玩具、五金饰件、鞋帽、废旧物资、货物运输等10大专业市场的建设,构筑起市场型小城镇的基本框架。吸引了国内外客商来此投资。

箱包业成为白沟的龙头产业,现有规模企业上百家,个体加工户遍布白沟周围各村庄。有上千个花色品种的箱包,在白沟市场上市,从质料到颜色、款式都多的让人目不暇接。箱包产品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远销欧美、东欧、澳大利亚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区域特色经济的支柱产业。为促进箱包业的发展壮大,已经举办了多届白沟中国箱包节。随着白沟新城的建设,白沟已成为中国北方一座世人瞩目的商业重镇。

老马号繁华的启示

民国初年以来,保定古城区形成的老马号商业中心是保定传统商业文化的一个缩影和代表,逛老马号商场曾经是一个时期的风尚。在老保定人的泛指中,“马号”是一组市场群落,包括天华市场、济善商场、两益商场、同义商场、新市场和第一楼。此处原是保定府衙西侧的广场,是饲养保定府、总督署及金台驿站马匹的地方,称作马号。

老马号中最繁华的是济善商场,尤其是东街,日用百货、生活用品样样俱全。大的字号多建在街东侧。街西侧多是经营日用杂品的小门面,北端是几家绒花店,以南是小百货、针线、瓷器等。济善商场西街中段路西通新市场小巷内南侧有一小楼,曾是落子馆,是说书唱曲的场所。小巷东口两侧是以经营猪肉包子出名的“天义斋”和经营牛肉包子出名的“白运章”。

南端的新市场是平民百姓吃喝游乐的地方。西侧两益商场出口处以南是五六个接续的书场,常常听众盈门。往南是饭馆、茶馆区。最南头是鸟市,鸟雀争鸣。东侧是密集的小吃店。老马号这一组别具风格、韵味独特的商业集群,处处散发着浓郁的老保定世俗经济、民俗文化风味。它的辐射面除保定地区外,西至察南雁北,南至正定府,东至河间府,外地顾客称“没到马号不算到保定府”,犹如到北京必到天桥、东安市场一样。1971年老马号被拆除,改建成保定商场。

每一个有生命力的商业单位或商业区都具有自己的品牌,形成独具的文化魅力,老马号之所以能得到人们的认同,除了区位上的优势外,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商业文明,如其形成的浓厚的文化氛围,诚实守信的经营观念,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让人耳目一新的经营活动。据老保定人回忆,当年位于老马号中的白运章包子铺,将制作包子的巨大面案置于前部,在明亮的大玻璃窗里侧,10多位着装整洁的制作工人围案而坐,单说擀皮的师傅,手中的两根细长小面杖,既是工具又是“乐器”,工作的过程也是演奏的过程,那清脆的“碰、撒、碰碰撒,碰碰撒碰撒碰撒,戳戳撒,碰碰撒,戳碰戳碰撒碰撒……”节奏分明,赏心悦目,行人纷纷驻足观看。

保定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紧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无论是从人们的观念形态上,还是在市场格局上,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转变。就保定的区位来说,发展市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是供给型、服务型,还是物流型,都有广阔发展前景。21世纪以来,大型综合和专业市场在保定市的迅速增长,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活力。这就更需要在软环境上,或者说是人文环境上进一步改善,增强“亲商意识”,鼓励创业,为市场提供公平竞争、有序发展的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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